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制造业规模突飞猛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孩子摇身一变成为产业工人，虽然没有经历高等教育，甚至没有专业技能，他们有了工作的机会，有了“工资”收入。但是，就像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省曾经走过的道路一样，全球化的产业转移浪潮阵阵袭来，如今我们的“低成本”必须要和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甚至非洲国家的“更低成本”来竞争。过去的几年间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大企业把眼光从中国移开，把工厂开到其他更低成本国家。所以，如果我们中国再不进行产业升级，就连微薄的“血汗钱”也拿不到了。如果现在的农民工再不接受更多的教育，连工厂的门也进不了了。
原有制造业有可能升级到相对高级一点的高端制造业，比如附加值更大的飞机、游艇、高档汽车、精密仪表以及所有最新流行的时尚用品、奢侈品等；可能升级到具有更高智力成分的知识制造业，比如当前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软件外包、IT外包、商业流程外包、设计外包和研发外包等；可能向服务产业大转型，在文化、教育、娱乐、医疗、法律、咨询等产业领域大力发展；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在创意产业、智力产业。
中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孙秀芳说，现在全国各地都要建设软件外包基地，这怎么可能呢？首先要看看你那里有没有大学，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软件人才吧?!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教育事业能够为支撑这些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吗？如果不能，又要怎样改革中国教育的现状呢？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教育水平高的社会，比教育水平低的社会更有竞争力。具体到个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也比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更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日本制造”的形象是高质量、可信赖，而“中国制造”依然被认为是廉价、中低质量、可用的，因而同样的产品价格差着一大截，而差的部分才是利润。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意义上说，这与工人的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
有远见的国家和领袖，一定会着力改善教育，哪怕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也会坚持下去。中国一直都不缺乏远见，中国的历任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教育，比如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明确指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还指出必须“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如果真的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来发展教育，15年来，我们至少应该有相当规模的有鲜明特色的高等学校和职业技能学校了，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应该有相当的谋职和就业能力了，可是很遗憾，我只能说企业界感觉到的改进很有限。2007年，全国高校495万毕业生中，有144万人未能如期就业，占了将近三成。实际上，我国当前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很普及，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现在的情况不是没有就业岗位，而是家庭支付的教育成本太高，上了大学之后就不愿意成为普通工人了，或者大学根本没有培养他足够的工作技能。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教育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发展教育的经费还能占到GDP的4%，可是到了2004年却只有2.79%了，而真正有效使用的教育经费，保守估计占不到GDP的2%。这远低于联合国6%的最低标准，甚至低于非洲国家乌干达。有资料称，1999年，美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7.7%，达到6350亿美元。中国台湾省在经济起飞之际，GDP的12%到22%都用来办教育了。连续数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免费的。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称，全球约90%的国家实行了9年以上的义务教育。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未来10年到20年，坚持拿出10%以上的GDP来促进教育的腾飞，进而推动经济的整体成长，有什么不可呢？
假如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投入了足够的教育经费，我们的教育体系如何来保证为经济发展培养足够的各类人才呢？未来10年中国产业升级需要大批的服务型人才，需要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需要相当数量懂业务懂管理的高级经理人，当然还需要一批不怎么追求数量但一定要超越常人的“第五级领导者”，其中甚至会产生未来的国家领袖。
美国大学教育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普及率极高，学术水平也最高。如今，美国15～19岁的人口（可能进入大学）不足2000万，而每年大学招生人数达1700万～1800万。即便是印度，尽管其文盲率远高于中国，但其青年人进入大学深造的比率已经高于中国。我没查到中国青年人的大学入学比率，但我有直观的体验，在我的家乡江苏北部，县重点高中大学升学率还高一些，很多乡一级的高中，上大学的几乎百里挑一。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孩子初中就彻底毕业了，连读高中的机会都没有。没有足够的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产业工人如何整体提高素质？未来10年间，让1/10到1/5的青年人能够上大学，怎么样？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国际经验可以借鉴的，尽管由于国情和时代不同，那些经验需要有选择地参考和实践。对于高等学校的入学选拔，美国大学的做法是，除了类似我们高考成绩的SAT分数，美国大学会要求申请者提交带有自传性的短篇作文、个人简历、高中成绩、课外活动记录以及各种成就证明，许多人还要接受面试。而这一套程序，在我们这里是大学毕业之后求职才第一次用上的。而美国大学对申请者的学术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创新精神等方面的考查是要求实质内容的，比如，有不少美国高中生的活动记录类似于，一年完成100小时社区义工，到秘鲁帮助当地人组织清理垃圾，到印度设计英语课程，去中国进行10周旅行……也就是说，这要求从高中起就必须习得适应和融入社会的能力，而且要取得成果。
对于大学的教育，其实可以目的更明确，分工更清楚。但无论如何，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培养职业发展能力，是不会错的。日本近二三十年对教育的投入和改革是很见成效的，从小学开始就注重学生的体能和独立性训练，在全国范围大力举办发明创造比赛，培养青年学生的创造性，如今教育的成果已经在企业界体现。而印度在大学教育中强调的团队竞争，也在其软件外包领域表现出很好的支撑力。如今，我们的大学缺乏实习，很多人毕业时从没有进入过工厂、企业、社区，甚至很害羞，连求职面试还得爸妈联系，由爸妈陪着去。也有些高校里由团委、学生社团牵头搞一些社会实践，比如，去企业参观，去老区扶贫，但太不成体系，没有制度保证，效果不好。
以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会更多，找不到工作可能是很平常的事。这时候，可以由大企业、社区和类似行业协会的第三方组织参与，建立更有针对性的入职教育。比如，联想集团可以专门针对自己的研发、销售、渠道管理、跨国业务等专业，在联想职业大学分别招收应届大学毕业生或者准备转换职业的劳动者，培养合格后充实到公司的各个岗位。当然，社会上的各种办学力量，也可以在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开办满足企业和社会组织需求的各种专业学校。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的政策指引，更重要的是市场力量来推动。
还有一个方面必须说明的是，近几年来，中国的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越来越上心了，也越来越懂得从小培养孩子的竞争力，而且视野是全球化的。从幼儿园开始，有不少学校已经在参考和实践美国、欧洲、日本的教育理念和做法。我们从好的方面看，等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一定会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教育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说到底，还是需要使用人才的企业来承担。但是，这也是为中国经济的远大未来投资，是为企业的明天投资。在3月5日的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称2008年国家用于教育的投入将由2007年的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增长幅度高达45.2%，这是中国企业的福音，也是全体中国人的福音。
